庚子年临近岁末。这一年，我们有强烈的风险感、冲击感和加速感。可见，在百年未有的巨变之下，世界历史正处于分水岭和转折点。中国需要做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一系列准备。其中，以中国的眼光重新审视和把握世界各种力量的构成和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联军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大势。《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明确强调了这一点。文章认为，虽然中国正在复兴，但它是“孤独的”。当然，这种孤独并不是中国武侠小说中“孤军奋战”的本意，而是中国“另类”、缺乏朋友的论调。这种充满强烈酸味的主观臆断，折射出西方一些人对中华民族复兴步伐的焦虑。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最新调查，“近20年来，大多数美国人第一次认为，作为世界大国，中国的发展严重威胁着美国。”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似乎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资本主义统治着美国。然而，今天，中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与30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权力转移的过程必然带来“势力范围”的重构。事实上，所谓势力范围是一个与霸权和殖民有关的概念。可以对中国人说，西方把中国和势力范围联系起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总的表现为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不断奋斗和牺牲的过程，这是对西方企图把中国纳入势力范围的拒绝和抵制。苏联解体后，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遭受重大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情况下，中国也在坚持和支持社会主义根据地。这可能是中国对“势力范围”一词最接近的理解。

这项准备工作需要充分吸收“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有益营养。上世纪70年代，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出发，毛泽东把美苏视为第一世界，把日本、欧洲、加拿大等“中间派”视为第二世界，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视为第三世界。这种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思想遗产，仍然是我们对当今世界力量构成和变化的科学工具的认识和把握。其现实意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坚持超越两极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思考和把握国际关系和世界强国格局的变化，坚持第三世界成员的自我定位，奉行与第三世界国家相结合的优先原则；第三，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追求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需要增强主体的主动性，努力建构和巩固确定性。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中国自己的事情为中心，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换言之，中国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支持，主要取决于如何正确认识自己，处理好自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永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决心。另一方面，“美德不是孤立的，必须有邻居。”。“一带一路”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擅长正义，另一个国家是正义的”。我们坚定地站在价值的制高点，交朋友，交好朋友。我们不需要大哥，只需要大国的思想，就要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毛泽东认为，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使人民友好。